当年我写《望乡的牧神》里这些文章，正值“文革”开始，风雨初来，行见神州风云，斯文扫地。隔了一湾浅浅的海峡，缪斯得以幸免偏安。“左派”人士嘲笑台湾的作家孤悬一岛，格局蹇促，自外于革命之主流，落伍极矣。我在台湾“政大”的高足温健骝甚至崇拜浩然，决定研究《金光大道》充他留美的博士论文，并且在“吾更爱真理”的大义之下，再三向我讽谏，不要自外于进步的主流。幸好我不相信那一套左道，竟在《六千个日子》一文中说：“目前，我们的创作受了政治现势的影响，似乎局限于台港的两千万可能读者，那气象，足堪比拟荷兰及比利时。可是我们不要忘了，七万万个中国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读者。政治上的委屈只是暂时，但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永恒的。”
这一段自勉自慰的大话，在一九六七年说来似乎螳臂当车、自不量力，在“左派”人士看来，当然更可笑了。但是四十年后，我在大陆出书已经超过二十本，而《乡愁》《等你，在雨中》《听听那冷雨》《我的四个假想敌》等十几篇诗文作品，也早已收入大学与各级中小学的课本，流传极广。我的大话并未虚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