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体存在从分离中接受它的轮廓。其同一性吸干了本质存在的内在认同，而同一的认同，亦即个体化不会侵犯这类被称为分离的关系。分离是个体化的行为本身，以一种普遍的方式，它是一种自设于存在内的实体的可能性，此一自设于存在内的实体并不以参照大全来定义自己，或者以它在体系中的位置来确认自身，而是依据于自我。依据自我的事实亦即就是分离。然而，依据自我的事实和分离本身，只有在打开内心性向度的同时才可能发生于存在内。
（九）主体性的持在、内心生活的现实和国家的现实、主体性的意义
形而上学或与他人的关联实现自身为服务和好客。由于他者的面容让我们与第三者发生了关系，我与他者的形而上学关联展开在我们的形式内，它催生了国家、机构、法律这些普遍性的根源。但自治的政治在其自身内具有僭政的性质。政治改变了将它产生出来的我与他者，因为它以普遍的法则来判断我与他者，就像审判缺席被告那样。在对他人的接待中，我接待的是人的自由所依存的至高者，但这一依存并非是不在场：它作用于我的道德创造的所有的个人作为中（如果没有道德创造，判断的真理就不可能产生出来），作用于对作为独一性和面容的他者的等待中（但愿政治的可见性松开对不可见者的手），只有在我的独一性内，他者才会出现。就这样，主体性在真理的作为中被恢复了名誉，它不是拒绝伤害它的体系的自我主义。与这种主体性的自我主义的保护相反——与这种对第一人称的保护相反——黑格尔现实的普遍主义或许不无道理。然而，如何将这些普遍原则——可见之物——与他人的面容对立起来，而同时不在非人称之正义的残酷前退却呢？如何能在一开始就不引入我的主体性这个善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