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后，吉卜林奉调到加尔各答的记者站任职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很多接受过欧洲现代化教育的当地人，并留心观察他们。观察的结果是他对印度的同情依然停留在有限的程度，并没有增加。
吉卜林对加尔各答的卫生条件极为不满，不过更让他不满的是印度政客谈论独立的言论，他认为印度永远不能自治。自治只是一部分“印度绅士”的希望，他们不能代表所有印度人。
令人惊讶的是吉卜林竟然没有到过印度中部地区。虽然他的《丛林故事》一书使得他的同胞都知道英国海外属地有这么一个地方，但他却只是从他朋友的照相簿中认识了这个地区。
19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间，吉卜林在报纸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文章，这使得他轰动一时，等他再次回到伦敦的时候，人们早已知道他在印度建立起来的名气了。
把吉卜林的文章更进一步传播的是印度铁路图书馆。这个图书馆把吉卜林的文章按照主题加以挑选，印成专集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吉卜林感兴趣的主题有哪些。
《喜马拉雅山之下》收集了爱情和风流韵事，也是人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“法国风味”的文章。事实上，吉卜林的这些故事在法国也确实很受欢迎。同样在法国受到欢迎的是《盖茨比一家的故事》。这篇小说由一长串的对话组成，讲述了一位军官的婚姻和他的前途发生了冲突，最后他退出军队，选择了爱情。对于这位军官的这种选择是不是值得的问题，吉卜林并没有作明白的阐述。